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 “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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